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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09: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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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瑞哲:"篳路藍縷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行"

發表時間:2019/3/7

把握戰略機遇期,促進高質量發展

在一起贏未來

——孫瑞哲在2019紡織行業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兩會代表委員:

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各位兩會代表委員相聚一堂,回中紡聯“娘家”敘舊的時候。我代表bet36體育投注網站,誠摯熱烈地歡迎各位親人回家!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篳路藍縷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行”。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和風險考驗,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改變了全球發展格局和歷史走向。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選擇中,中國紡織工業在改革中守正出奇,在開放中博采眾長,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發展,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

七十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中國紡織工業成為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母親行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隨著黨的十八大的召開,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中國紡織工業進入“新時代”,把握“新方位”,正在加速成為創新驅動的科技產業、文化引領的時尚產業和責任導向的綠色產業——“科技、時尚、綠色”,正成為新時代中國紡織工業的工作新定位、行業新標簽、社會新認知。

如同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大國的崛起,意味著新的利益調整周期的開始。”中國紡織大國的崛起,也同樣會面臨產業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的結構變動、體制變革、要素競合與分配博弈。

回顧、認知傳統不是逆向回歸,而是借助歷史的維度認知自己;展望、重構未來不是盲目冒進,而是順應趨勢的力量優化自己。“察勢者智,馭勢者贏”,在歷史的回望與未來的探索之間,在成長與成長的煩惱之間,在“大”與“強”的新舊動能轉換之間,在產業升級與政策導向的協同合力之間,藉由2019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與大家探討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三大躍遷”、“三個落差”、“三個提升”與“四個方向”。


一、成長:“科技、時尚與綠色”的“三大躍遷”

七十年來,從人均棉布產量尚不足做一套服裝或一床棉被,化纖年產量曾在全球經濟統計中被“忽略不計”,我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在全球紡織業中占據龍頭地位,成為支撐世界紡織工業體系平穩運行的核心力量和推進全球經濟文化協調合作的重要產業平臺。“科技、時尚、綠色”,揭示了中國紡織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三大躍遷”。


第一,“科技”驅動:從規模發展到內涵發展。

建國初期,紡織工業部就制定了統一的經濟技術指標、節約用棉和節約漿紗用量、總結推廣先進的技術操作經驗和改善工廠勞動條件等基礎性技術工作。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國通過自力更生已初步建立了紡織服裝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紡織行業的科技優秀成果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創新水平不斷提高,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原始創新,從單一產品、工藝技術創新到集成創新,體現出行業科技進步的顯著成效。2011年以來共有23項成果獲國家級科學技術獎。


(一)   以技術創新“提效率”

“內涵發展”標志之一:產品迭代的快周期與高品質,以及生產方式高效化與智能化。

從生產工藝看:紡織、染整工藝技術不斷創新,面料供給能力大幅提升。混紡、交織、復合等新工藝廣泛應用,高支、高密、超輕薄等新品種不斷推出,數碼印花、精細印花等新技術更具高質量和個性化、精細化特征,后整理也從單一功能發展到多功能整理。

從生產方式看:兩化融合持續走向深化。1978年,紡織行業開始應用計算機系統,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正式起步。“六五”時期,棉紡廠信息管理系統研制成功;“九五”時期,服裝CAD、CAM進入應用;“十五”以來,企業管理信息化系統大面積推廣,在線監測、制造執行等生產管控系統取得突破,電子商務平臺成為重要營銷渠道,推動行業走向兩化深度融合階段。“十二五”末,智能制造、協同制造成為創新方向,引領紡織行業進入“互聯網+”新時代。

勞動效率的提升,成為行業從規模發展到內涵發展的顯著標志。中國紡織行業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應用的絕對數量為全球第一,信息化與機械化融合水平位居全球第一,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為全球第一。2017年,紡織行業勞動生產率達到78.8萬元/人,是1949年(6812元/人)的115.7倍;1949年到2017年間,棉紡行業萬錠用工從550人左右降到60人以下;“十三五”以來,全數字化棉紡成套設備已實現產業化應用,萬錠用工可降至20人以下,并可實現夜間無人值守;棉紡最高紗支水平從40支提高到300支,60支以上紗線生產量的80%在中國,色紡紗生產量的90%以上在中國,高檔村衫色織面料生產量的60%在中國,高檔牛仔面料生產量的30%在中國,高支高密織物的生產技術主要在中國。

此外,行業新模式、新服務不斷涌現,場景經濟、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實現了廣泛滲透。


(二)以優化產能“調結構”

“內涵發展”標志之二:產品結構的多元化,以及現代紡織制造產業體系的完備性。

1980年,我國服裝、家紡、產業用三大終端行業纖維消費比重為84:11:5。2007年三大終端行業纖維消費比重調整至52:33:15,家紡占比達到歷史高點,產業用紡織品至今仍處于上升周期。2017年,產業用纖維加工量達到1508萬噸,是1980年的88倍。產業用紡織品加工水平提高,能夠使用多元化纖維原料、多種類非織造、織造、復合及后整理技術,生產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廣泛應用于醫療衛生、過濾、土工建筑、安全防護、結構增強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相關領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2018年,在我國纖維加工總量中,棉花占比為13.8%(估算值),化纖占比達到83.6%(估算值);產業用紡織品纖維消費比重達27%以上(估算值),門類齊全、品種豐富、品質優良、結構優化的現代紡織產業體系優勢全面顯現。我國已擁有全世界最為完善的現代紡織制造產業體系,產業鏈各環節制造能力與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


(三)   以自主研發“破壟斷”

“內涵發展”標志之三:產品總體自給率,以及自主技術與自主裝備的全覆蓋率。

建國初期,我國僅有58個紡織廠或加工點,設備簡陋、工藝落后,原料和設備均需依賴進口,全國紡織行業以棉紡織印染加工為主體。目前,我國紡織全產業鏈能夠實現使用自主技術、自主裝備生產自主開發設計的優質產品,這在我國制造產業中并不多見。


突出表現在:

高性能纖維“七五”時期列入行業攻關重點,“十二五”以來取得重大突破,碳纖維、芳綸等一批纖維自主技術打破國外壟斷,進入產業化階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纖維等品種進入國際市場;

我國紡織面料總體自給率超過95%,出口服裝面料自給率顯著提高,服裝出口一般貿易比重從1996年35.7%提高到2017年89.3%。

紡織機械研發與制造水平跨越式提升,國產紡機機電一體化、數控化水平及可靠性大幅提升,產品大量替代進口,國內市場占有率達到80%;部分產品已經可與國際先進水平同臺競爭,化纖、紡紗、針織等裝備大量走向國際市場,紡機出口額從1990年1.2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34.5億美元。


第二, “時尚”復興:從審美依附到文化自信。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解決中國社會諸多重大民生問題,其中穿衣問題是解決得最早、最好的民生問題之一。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城鄉居民服飾“藍、黑、灰一抹色”的情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著裝風格的時尚化、個性化、多元化。本質上,這是“供給側時尚化”與“需求端時尚化”彼此促進、交互作用的結果。


(一)本土品牌的時尚崛起與設計能力提升。

中國本土品牌創意水準與設計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支撐了服飾時尚化、個性化、多元化。改變對以往國際品牌的審美依附,扎根于本土生活方式與流行趨勢研究,圍繞“情景化、可視化、交互化、故事化”的時尚設計思維,具有原創能力的“風格化時尚”,成為本土品牌擁有較強溢價能力的競爭力要素:李寧,在巴黎時裝周、紐約時裝周大放光彩,成為潮牌的代名詞;波司登,走出國門,老牌換新顏;安踏,中國設計中國造,同樣成為國產運動時尚的領頭羊……。從供給側來看,時尚的進化曲線,以往是替代的邏輯,現在則演變為補充的邏輯。文學、建筑、電影、繪畫、雕塑……不同領域內的藝術,以及中國傳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當代時尚藝術的融合,都在為紡織服裝產業的時尚轉型補充可貴的能量。


(二)消費需求的品質提升與文化自信回歸。

中國不僅形成了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而且形成了更加追求創新和變化、更加偏好新產品和新體驗的消費文化。從注重量的滿足向追求質的提升、從關注有形產品向關注服務體驗、從模仿型排浪式消費向個性化多樣化消費、炫耀型消費向投資型消費轉變……這些都是“時尚”生活方式在消費需求端的直接投射。

文化自信在產業語境下的重要體現,也在于消費者逐步改變了以往對國外品牌的審美依附與非理性消費,對本土品牌的認可度提升——國家工商總局分析2014年以來國內和國外熱銷品牌的網民搜索次數發現,2016年網民對本土品牌的搜索次數占總搜索量的53%,超過對國外品牌的搜索次數,反映出消費者對于本土品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騰訊00后研究報告》也指出——支持國產是00后關心國家的一個方式,53%的消費者不再偏好國外品牌,53%表示:“國外品牌不是一個加分項。”


第三, “綠色”文明:從環境壓力到生態和諧。

進入新時代,中國紡織工業的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據,以未來人類的繼續發展為著眼點,聚焦綠色技術和綠色管理,逐步實現了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協調發展。


(一)紡織行業始終重視技術裝備革新改造,努力降耗增效。

“十五”時期,紡織行業提出將清潔生產技術作為印染行業升級重點;“十一五”時期,高效短流程染整、印染廢水深度處理及回用等先進技術開始推廣,節能減排得到高度重視,并取得積極進展。“十二五”時期,“加強節能減排和資源循環利用”正式成為行業五年規劃發展任務,低溫快速前處理、冷軋堆染色、印染廢水大通量膜處理等一大批清潔生產關鍵技術取得突破并實現產業化應用。

2006-2015年,紡織行業綜合能耗累計下降44%,印染單位產品水耗從4噸/百米下降到1.8噸/百米,水重復利用率由7%提高到30%。


(二)紡織行業率先推行社會責任,強調對人的責任、對環境的責任以及對市場的責任。

紡織行業作為行業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以自己的成功實踐樹立了“綠色樣板”。2005年,紡織行業構建了中國第一個社會責任管理體系CSC9000T;2014年,全球第一個供應鏈環境(化學品)足跡系統;2018年,率先試點海外實施行業社會責任標準。

綠色文明在紡織行業的積極推進,是“經世濟民”的資本向善,也是“義利平衡”的責任貿易,是“大道日常”的能力建設,更是融合生產、生活與生態的發展美學。責任能力的建設與實踐,貫穿在人力資源管理、員工權益管理、工會管理,以及健康安全管理、供應鏈管理、生態環境管理、社區管理以及反賄賂管理等各個環節,因此,從環境壓力轉向生態和諧的紡織行業社會責任建設,使得責任與發展避虛就實,如影隨形。


二、成長中的煩惱:行業發展的“三個落差”

第一,國民經濟體系中,紡織行業“貢獻度”與“主流性”之間的“認知落差”。

一方面,紡織行業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貢獻度”非常高。具體體現在:


(一)全球紡織工業格局中,規模供給能力的當仁不讓。

2018年,我國纖維加工總量約5460萬噸(估算值),是1978年的近20倍;化學纖維產量突破5000萬噸,占全球化纖產量三分之二以上;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紗、布產量分別達2976萬噸、498.9億米。如今,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紡織大國,不僅有效滿足了我國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纖維消費需求,還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大量優質纖維制品。


(二)勞動力市場中,就業吸附能力的當仁不讓。

紡織工業發揮了極大的就業吸納能力。1949年,紡織工業企業職工人數僅為74.5萬人。而目前,全行業就業人口超過2000萬,每年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提供1000 多萬個就業崗位和數千億元現金收入,直接惠及“三農”。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脫貧,激活老少邊窮地區發展潛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國際貿易競爭中,凈創匯能力的當仁不讓。

1985和1990年,紡織行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的比重分別為17.9%和16.2%,出口總額占全國的20.2%和20.1%。1992年,我國貨物貿易扭轉連續13年持續逆差的局面,實現順差43.9億美元,紡織行業當年貢獻貿易順差額182.4億美元;直到2012年,紡織行業的貿易順差都大于全國貨物貿易順差總額。

進入21世紀,紡織行業抓住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有利時機,進入了黃金發展階段,2002—2008年,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21.7%,利稅總額年均增長25.1%。近年來,隨著國際環境變化以及我國步入發展新常態,工業經濟出現較大波動,紡織工業始終保持平穩發展態勢。2018年,規模以上紡織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3703.5億元,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的5.3%;全行業凈創匯2501.9億美元,占全國的71.1%。

另一方面,與“貢獻度”存在明顯認知落差的是:社會各界過于強調紡織行業的傳統行業屬性,仍將其定性為勞動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為主的行業。


這容易導致兩個層面的“忽視”:

忽視了紡織行業在高新技術與文化賦能的雙重驅動下,自身所具備不可磨滅的“新興性”與“成長性”,以及作為產業創新與價值實現的中樞地位;

忽視了圍繞“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與“優質制造”等環節,競爭優勢正在得以重構,紡織服裝行業哪怕被印象鎖定在“制造加工領域”,但也已今非昔比,制造分工的低附加值詛咒正在被打破,“微笑曲線”的邏輯判斷正在被顛覆。


第二,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調適之間的“利益落差”。

新一輪全球化,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種自我發展型崛起、工業化崛起,而非對外擴張型崛起。中國紡織工業的崛起,也是一種在內生驅動力作用下的“自我發展型崛起”,根據商務部統計口徑,2003至2018年,我國紡織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97.96億美元,年均增速為15.6%,占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的5.2%。

紡織產業是國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先導產業,同時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推進工業化發展、創造國民財富以及提供大量就業的首選民生產業。推動我國紡織產業的國際化發展以及加強紡織產業國際產能合作項目的落地與實施,既是我國自身產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帶動合作國紡織業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

與上述趨勢相對的是,“逆全球化”在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過程中,正在成為新的趨勢,發達國家通過金融貨幣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多重手段,在對中國制造業依賴的同時,表現出遏制的動向——以中美關系為例。2018年美國新版《國防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這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12月1日,中美首腦會談后貿易沖突緩和,雙方停止升級關稅等貿易限制措施,并將在90天內爭取就非關稅壁壘、強制技術轉讓等方面達成協議。目前來看,中美貿易摩擦仍存在不確定性。雙方的競合關系也將對下一步整個紡織產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未來,面對越來越高危的經濟民粹主義,中國紡織工業的自我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之間,可能會面臨更加矛盾緊張的關系,更加失衡的利益分配落差。


第三,行業供給側體系中,制造能力與消費需求匹配之間的“能力落差”。

目前,紡織行業供給體系失衡的情況依然存在。要素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不能充分滿足生產需要;產品供給同質化傾向較重,不能充分滿足消費需求。部分細分行業存在階段性、結構性產能過剩,供需匹配存在錯位,規模巨大而有效供給不足、制造能力較強而創新能力不足,兩者之間的能力落差客觀存在。從產品價值到消費價值的最終實現,“供給之榫”亟待對上“需求之卯”。


三、聯動政策訴求:行業發展的“三個提升”


第一,提升“價值感”:從鞏固行業地位到刷新行業認知。

對內,紡織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地位始終沒有動搖。近年來,隨著國際政治貿易環境變化以及我國步入發展新常態,工業經濟出現較大波動,紡織工業始終保持平穩發展態勢。


對外,我國紡織工業已成長為支撐世界紡織工業體系平穩運行的核心力量。憑借業已形成的全球體量最大、最完備的產業體系,未來10 ~ 20年,我國紡織工業在世界紡織工業體系的核心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聯動政策訴求,應加快建議政府對紡織服裝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發展貢獻與行業定位進行再定義,在“鞏固行業地位”與“刷新行業認知”兩個層面雙管齊下,圍繞“科技、時尚、綠色”,加強行業品牌形象的積極塑造與重點宣傳,提升行業價值感,吸納更多優秀的行業人才到紡織服裝行業中來,助力行業轉型升級。


第二,提升“共生感”:從封閉發展模式到構建生態矩陣。

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與創新鏈深度交織,跨領域、跨區域合作正成為一種常態。技術界限、產品邊界、業務邊界、組織邊界日漸模糊,技術與藝術、比特與原子、制造與服務、金融與實體,各種邊界都在被打破。

聯動政策訴求,應立足于“跨界”與“融合”的開放視角,從封閉發展模式進化到構建生態矩陣,積極構建產業聯合體,提升行業與外部系統協同創新、共享資源、融合發展的產業生態。


第三,提升“獲得感”:從制度頂層設計到落實傳導機制。

“利民之事,絲發必興。”中國紡織工業不僅要注重宏觀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頂層設計,更要注重建立在具體的、特定的、變動的行業發展語境下,改革落實的傳導機制,使得宏觀層面釋放的制度紅利、政策紅利可以有效地轉化為微觀市場主體的獲得感。

聯動政策訴求,應著重在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的產業政策評價總結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和推廣運用機制三個方面取得根本遵循與實踐突破。


四、助力紡織強國建設:政策賦能的“四個方向”


第一,鼓勵企業擴大轉型升級投入

近年來,紡織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放緩,轉型升級投入成為行業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2019年,受到宏觀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因素影響,紡織行業投資增長壓力增大,投資放緩對于行業推進轉型升級、優化產業布局、穩定就業規模均有負面影響。為鼓勵紡織行業擴大轉型升級投入,針對投資信心不足、融資難融資貴、印染項目投資受限等制約因素,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投資引導

加強紡織行業投資重點方向指導,結合行業發展實際,及時對《產業結構調整目錄》、《工業企業技術改造升級投資指南》等產業政策等進行滾動更新。對重點行業落后產能標準進行重新評估,引導相關產能加快進行改造升級。


(二)優化財政政策支持

繼續利用好國家現有財政專項資金,對紡織綠色制造、智能制造、紡織新材料等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研發應用給予扶持,充分發揮行業示范與帶動作用,著力補齊行業技術短板,有效破解綠色環保瓶頸。改變財政專項過于集中在高性能纖維材料及產業用制成品領域的現狀,加大對差別化、功能通用纖維,傳統紡織優質、先進制造技術,高品質、環保染整技術等領域的重點支持與示范,帶動量大面廣的產業鏈環節加快改造升級。支持行業性、區域性公共服務平臺升級,推動重點產業集群信息化服務體系建設,建立“集群產業云”系統,全面整合集群制造與服務資源,提升發展效率。


(三)加強稅收激勵

研究進一步將技改投資按一定比例抵免所得稅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擴大研發費用、品牌宣傳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提升企業創新與技改投入積極性。簡化企業辦理相關優惠政策手續,確保企業切實享受到優惠政策支持。將企業購買設計手稿等產品開發費用納入所得稅前加計扣除范圍,鼓勵企業擴大在創意設計方面的投入。


(四)進一步改善企業融資環境

強化落實國家對實體經濟的融資扶持政策,對于符合資信要求紡織企業與投資項目給予充分信貸支持,禁止附加條件放貸、貸轉存、不合理收費等行為。推動產融合作對接,加強對紡織行業改造提升資金需求及融資現狀的調查研究,協調金融、證券等管理機構資源,加強對制造企業和項目融資風險判斷的指導,推動金融機構與重點制造企業對接融資需求等。引導建立紡織產業基金,鼓勵優質社會資本支持行業發展。


(五)完善印染行業投資監管措施

對印染企業技術改造項目實施分類管理,企業在不增加產能的前提下進行自動化、智能化改造,應優先予以環評和備案。環保督查中實施精細化管理,對印染集控區內排放不達標的企業采取停產措施,不對符合排放要求的企業采取強制停產限產措施。支持印染行業加大轉型升級投入,利用工業轉型升級轉型資金支持印染企業及上游產業鏈技術升級改造,解決諸如金屬銻、PVA等印染廢水污染物的控制與治理問題。


第二,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近年來,國家圍繞減輕工業企業負擔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紡織企業反饋降低增值稅稅率、減低社保費率和公積金繳存比例等措施對于企業減負作用積極,但企業仍反映成本負擔較重,參與國際競爭壓力顯著。為進一步減輕紡織企業負擔,穩定市場競爭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進一步降低稅負

建議進一步出臺普惠性的減稅措施,繼續調降增值稅稅率1~2個百分點。結合棉花進口配額制度改革進度和新疆棉目標價格補貼實施情況,研究進一步降低棉花進口滑準稅稅率或取消滑準稅管理。提高研發試驗、廣告宣傳等費用的加計扣除比例,研究進一步擴大所得稅稅前抵免項目范圍的可行性,如將技改投資、產品開發費用等納入抵扣范圍。


(二)減輕成本負擔

建議進一步降低工業用電價格,改變國內電價大幅高于國外的現狀。出臺適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稅收負擔的措施,如進一步降低企業繳納社保的基數和比例,或者根據企業實繳社保按比例進行稅收返還,以避免影響從業人員福利。落實好國家支持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扶持政策,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協調商業部門切實降低商業零售渠道的費用,降低零售成本。


(三)穩定對外貿易環境

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雙邊、多邊經濟貿易合作,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暢通對外貿易通道,減少關稅負擔。保持人民幣匯率走勢相對平穩,避免大起大落,減少因匯率波動引起的頻繁議價成本及進出口結匯損失。全面評估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引導地方政府對本地區受到美國加稅影響較大的出口企業適當給予稅收返還或優先支持技改升級等方面的財政扶持,緩解企業壓力。


第三,積極開拓國內市場

我國內需市場纖維消費量超過3000萬噸,是全球總量最大、最具活力的纖維消費市場。進一步激發多領域、多層次、多元化的內需消費潛力,是化解紡織行業出口貿易壓力的有效途徑,也是紡織行業落實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工作任務的重要表現。為引導和促進紡織企業進一步開拓國內市場,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快促進紡織服裝產品升級

充分利用好產業政策、財稅政策,引導和鼓勵紡織全產業鏈發展優質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工藝、技術和裝備,廣泛開展技術升級改造,改善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開展消費品行業產品升級工程,選擇重點領域、重點企業,完善產品開發創新體系,推動跨產業鏈、跨領域整合、協作創新;應用先進制造技術、裝備與信息化管控系統,提升產品品質。例如,以“大家居”為概念,整合輕紡行業骨干企業,開展整體家居/家飾/家裝產品的開發、生產與市場推廣示范,促進企業加強資源整合,創新商業模式。啟動終端消費品自主品牌建設工程,加強重點紡織服裝品牌培育示范,利用“中國品牌日”等政府服務平臺對具有行業典型性的品牌予以重點培育支持。支持行業會展、時裝周、設計大賽等平臺建設,為品牌發展經驗交流與成果展示提供有利條件。


(二)擴大產業用紡織品內需應用

產業用紡織品應用領域廣泛,在國內仍有較大應用空間。建議運用好政府采購措施,扶持自主品牌土工、建筑、結構增強紡織品參與國家建設工程項目采購競爭,推動軍隊以及醫療、基建等系統的采購通道向民營紡織企業充分開放。完善應急產品政府采購及儲備機制,增加救災帳篷、防洪抗汛土工膜袋等特殊紡織品需求。出臺對生物質紡織農膜等生態環保農業用紡織品的應用補貼政策,在果蔬、花卉等高價值經濟作物的種植中試點應用。適當調高特殊工種勞動者職業安全防護標準,推動功能型安全防護用紡織品的應用。


(三)改善國內商業環境

積極協調商業部門,有效降低商業零售渠道的費用成本,減低零售成本。對零售市場加強監督管理,增強產品質量、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市場檢查和執法,提高違法成本,完善電子商務監管體系,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多方采取措施穩定就業與居民收入,鼓勵金融機構及相關企業創新消費金融服務模式,降低消費信貸利息及費用,提高居民購買力,促進消費需求擴大。


(四)加強市場消費引導

充分利用多種形式的媒體平臺,宣傳普及健康、科學的紡織品服裝消費方式及服裝、家飾的美學、文化、禮儀知識,提高消費者對于纖維產品性能、功能特點及健康安全使用方式的認知,積極引導消費升級。加強紡織服裝品牌價值的全社會引導,強化媒體宣傳與行業、社會推廣,展示中國原創時尚設計力量與自主品牌優秀成果,提升自主品牌的整體形象和市場認可程度。行業的時尚文化的國際化推廣,要重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價值、打造好中國話語。


第四,促進產業布局合理發展

近年來,受投資環境、產業配套、市場需求等因素影響,紡織產業國內區域轉移進度顯著放緩,境外投資持續增長,這種情況帶來諸多現實風險問題。為對紡織行業投資布局形成合理引導,促進產業平穩、順利完成轉型升級任務,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政策協調,進一步推動國內產業轉移

雖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較,我國綜合制造成本偏高問題突出,但仍擁有完整產業體系和產業集聚化發展優勢。考慮到保障國內產業核心競爭力、防范產業空心化,以及穩定國內投資、生產與就業等需求,促進紡織產業向內陸地區有序梯度轉移仍是紡織行業轉型升級任務的重要內容。

為解決制約紡織產業轉移的投資環境不完善、企業投資動力不足等問題,建議加強產業政策指導,有效引導投資流動。指導地方工信部門做好主體功能區、產業布局、產業轉移等方面的政策解讀和宣講工作,引導和鼓勵骨干企業跨區域發展,擴大產業轉移投資。協調有關部門強化稅收、土地以及財政支持等激勵措施,保持政策連續性,增強企業投資積極性。支持相關行業性公共服務體系發展,搭建投資對接平臺,開展咨詢、培訓等公共服務,推動紡織產業轉移進程。


(二)完善國內營商環境,促進產業健康發展

紡織企業擴大對外投資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結果,但國內產業發展環境趨于緊縮,客觀上加速了企業走出去的進度。創造更為公平、完善的發展環境,充分利用好國內有利條件促進企業轉型升級,避免紡織先進制造、優質制造產能盲目、過快向海外轉移,是確保紡織產業持續健康發展、對國民經濟發揮應有貢獻作用的重要保障。

建議進一步推動棉花管理體制市場化改革,不斷優化棉花進口配額管理,實現國內外棉價市場化接軌。妥善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穩定對外貿易環境和企業發展信心。落實好禁止環保“一刀切”有關政策措施,對政策落實情況進行跟蹤調查,切實保障企業生產運行環境穩定。加強對金融機構的信貸指導,不斷拓展產融合作措施路徑,有效解決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增強產業政策的普惠性和正向引導作用,促進資本、人才等相關市場資源向紡織行業有效流動。


(三)尊重市場規律,引導對外投資合理發展

由于我國加工制造成本持續提高,貿易環境風險上升,國際紡織產業投資及國際采購訂單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已是必然發展趨勢,美、歐、日、韓等國在東南亞地區投資的紡織加工能力近年來也有迅速增加趨勢,長期必然與我國紡織產業形成競爭關系。我國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積極參與國際紡織產業布局重構,長遠看有利于保障我國紡織產業資本的盈利能力,并與國內紡織產業升級發展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建議結合市場規律,加強研究紡織企業對外投資產業政策,開展紡織行業海外投資重點領域、重點區域指導,提高行業跨國布局效率。將紡織服裝業列為“一帶一路”合作示范產業,協調信貸、外匯管理等部門,對紡織投資項目給予低息無息貸款、援外合作等支持,在“一帶一路”沿線越南、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亞等亞、非重點國家打造現代紡織工業園區、現代紡織生產性服務體系等標志性合作示范項目。支持行業協會開展境外投資相關信息研究、投資促進、政策協調等服務工作。


各位尊敬的兩會代表委員,“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技術、文化、人才、資本、市場的變化吐故納新、毫無路線預設的時代。然而,“風雨多經人不老,關山初度路猶長。”我堅信,行業的發展依然存在它的定力、它的準則、它的韜略。未來,讓我們繼續在一起,在偉大的時代榮光之下,謀思路,打基礎,尋突破,向前進,共同為中國紡織工業的強國之夢,奉獻我們永不謝幕的青春!

(來源:中國紡織經濟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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